最近有一些医生在问，航空医疗救援出了事故谁负责？
　　医疗事故是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而医责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医院、医生及急救人员的大问题。甚至因此，国内不少医生都不愿意参与航空医疗转运任务，认为自己所要承受的风险太大。
　　确实，目前我国并没有详细的法规来规定事故负责人究竟是医院、医生还是机组其他人员。然而，航空医疗转运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流程，要使用一套法规去为其界定责任，本来就十分困难。
　　事实情况是，在转运前对病患进行的适航检查才是避免事故发生的最重要环节。目前，我国专业从业人员对这一环节都极为谨慎，哪怕病患情况有一丝的不稳定，飞机都不会起飞。
　　而本周，华彬公务航空迎来了一个特例。即在病人主动脉夹层瘤腔感染，反复呕血，病情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经家属的强烈要求，进行了航空转运。好在华彬技术过硬，最终有惊无险，完成了这次特殊的任务。
　　像这样的特殊转运任务十分罕见。而执行这样的任务就必须要求家属签署一份《声明》，确认为转运相关人员进行免责，这就好像病人进手术室进行大的手术前所要签署的“生死状”一样。尽管如此，作为一项特殊的医疗救助服务，要做到百分百无危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每一个医疗界从业人员，每一位患者家属都必须要明白这一点！
　　要发展航空医疗转运事业，首先要做到保护好该行业的从业人员，能让他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少一分顾虑，那么病人就可能多一分得救的希望。这就好像做好事一样，如果所有不慎摔倒的老头老太太都被我们默认为了狡诈可恶的敲诈团伙成员，那这个世界还能好吗？
　　由此，不禁想呼吁立法机关能够多向西方学习：《好撒玛利亚人法》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广为人所接受，这项法律使得医疗人员、警方和消防人员得到了重点保护，使他们在救助伤员病患时可以避免一部分民事责任。
　　对我们来说，《好撒玛利亚人法》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可能显得莫名其妙。然而，熟悉西方历史的人可能并不陌生。“好撒玛利亚人”出自《新约圣经》的一个典故：一个律师问耶稣：“法律上要求人们去爱自己的邻居就如爱自己，可这个邻居到底指谁呢？”耶稣则说：“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本国的祭司和利未人（都属于慷慨爱人的神职人员）路过却不闻不问。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的百年死敌，同时居住地与犹太人相邻）路过，不顾隔阂而救了他，还出钱把这犹太人送进旅店。那么，这犹太人的邻居是谁呢？”律师答道：“是怜悯他的那个人。”
　　这正是“好撒玛利亚人”的由来。作为西方广为流传的成语，它有时也被人们意译为“乐善好施的人”。而我们的医疗人员，我们的航空转运从业者，不正是乐善好施的人吗？
　　美国、加拿大多个州都提出：援助他人，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个义务包含了：“任何目击者在急救现场均应尽其所能地积极营救，除非救助人的介入对他自己或第三人行成危险，或者有不进行救助的其他合法原因。且一旦援助开始，在没有危害其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施救者不能离开现场，直到专业的医疗救助队伍到场，或与施救者水平相当或更高的人赶赴现场接管方可终止抢救。”
　　而对于专业的医疗救助队伍，还列出了他们受到保护的5个要件：
　　1、急救必须是自愿的。即伤病发生前，某人与遇难者无法定的监护关系，或遇难者的病症伤害不是由此人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2、急救必须在紧急医疗状况下施行。
　　3、伤患必须自愿接受救护。
　　4、急救行为必须是合理的救助行为：非医务人员的行为应无不合理的重大失误，医务人员的行为应与其知识程度相符。
　　5、施救者的主观意愿必须是真诚的：急救不能以交换奖励或报酬以及欺诈或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
　　通过5要件，《好撒玛利亚人法》不但无形中规范了施救者的行为，而且在保证被救者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对施救者进行了免责。也正因为它的存在，使得院前急救的纠纷得以缓解。而国外大部分地区，都将此项法律专门应用于医疗救助的特殊组织：如美国心脏协会、美国红十字会、各取得相关资格的急救组织，而航空应急救援与航空医疗转运就在其中！
　　在我们国家，医患纠纷的医院胜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恰恰相反。我国是“受害人”（即病患家属）拥有超过近九成的胜率；而国外则是施救方胜率更高。由此可见，在目前这种执法人易受舆论影响，偏袒“受害人”，民众的感情优先于道德、知识、理性的情况下，推广试行《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事故追责有很多种途径，医患通过购买相应保险，后果由保险公司承担并给付是更加成熟的选择。而不管怎样，将事故责任强加给辛劳的义务救援人员和尽职尽责的医疗转运人员都是令人寒心的。要发展好航空医疗救援体系，那么，保护好医护救援人员就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