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的小女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伟兰

陈云同志大儿子，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

白岩松采访陈云家人

　　新闻会客厅播出节目《陈云子女讲述眼中的父亲》，以下为节目内容。

　　陈云对儿女的影响

　　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2005年的6月13号是陈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陈云子女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呢，今天我们请到陈云同志的大儿子，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陈云同志的小女儿，国家行政学院的副院长陈伟兰。

　　白岩松：从“子承父业”这个角度来说，当初陈云同志的工作主管经济，而您现在从事金融工作，这个工作是自己的选择？还是潜移默化受到陈云同志的影响？

　　陈 元：我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工作当中做出的决定给予评价，然后对你做了好的给予鼓励，有时候对你提醒一两句，所以我们家几个人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都不是父母制定的、包办的。

　　白岩松：但是如果跟同龄人比较起来，您自己有没有感觉经济方面的“童子功”，的确比同龄人强？

　　陈 元：有一些这方面的影响，应该这么说，就是我父亲以及其他第一代领导人，他们是在一个历史舞台的中间来做这些历史上的重大的事情的，我们是在侧面，从家庭的角度，能近距离看到很多的细节和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就能多受一些教育。

　　白岩松：据说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参考消息》了，是这样吗？

　　陈 元：是这样的，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叫我去看，作为一个很小的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我就非常好奇，就去看父亲办公室有报纸，其中有《参考消息》，《参考消息》最吸引我，因为那上面的事儿都是我不知道的事儿，比什么故事都吸引人，往往不一定看得懂。多看几次慢慢知道一点，但是也是似懂非懂，父亲看在眼里头，他也没说任何一句话，就有一种赞许的眼光，认为我看报纸好，后来在别的场合也说过，说你看元从小就爱看报纸，看《参考消息》，但自己没对我这么说过。所以我以后就更觉得还是个好事儿，特别爱看，看了以后就开始想这里头是个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怎么理解，慢慢的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我回忆起，那是文革期间，在江西，在南昌参考上看到我父亲在参考上划出一些杠，或者标题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让我注意看，有一个特别我觉得我记忆很深就是，他给我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叫沃尔克，这个人后来我认识了，现在也是我们银行的顾问，他就说，这个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美国的总统，经济上的总统，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我并没有理解很多更深的东西，但是这个使得我觉得很重要，所以以后对这些问题我更加关注。所以那个时候金融上的事情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对我有一点兴趣，有一点关注了。

　　白岩松：陈伟兰院长，陈云同志管经济更多，他在延安时期管组织更远一点，有没有潜移默化影响到您，跟您沟通过？

　　陈伟兰：确实沟通过，因为我原来不是做组织工作的，是做无线电技术工作的，后来我去做了组织工作，当时有很多是做技术工作的干部调到组织人事系统里去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技术干部进组织系统也有很多好处，就是把一些技术干部的，一些对技术干部看法，一些观点可以带进组织系统来，这样对当时选拔年轻干部还是有帮助的，他就鼓励我们好好在组织部干，他说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白岩松：做组织工作“读人”非常重要，您是否看到了他如何读人？

　　陈伟兰：因为他在延安的时候讲到过，由于做了七年组织部长，他能记住的干部名字大概有将近三千人，这些话我后来做组织工作的时候经常想起来，做组织工作要熟悉干部，了解干部，要体会干部的思想和心情，这点是很记在心里的。

　　最早提出干部“四化”

　　白岩松：很多人一提到干部就会提到“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最早是陈云同志提出来，当时提出“四化”，是在担心什么？

　　陈伟兰：小平同志和我父亲曾经他们谈过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是王洪文讲过，他说打倒“四人帮”以后讲过，他说我们十年以后再看，无非是讲在场上的这些老干部他们已经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中国的老一代的，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参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国家政治上能够稳定，而且经济上能够发展，这样非常大的一个课题。所以在那个时间里头，我觉得我父亲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提出这个“四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和小平同志讨论的很多，小平同志已经讲过很多关于干部要年轻化的，但是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他就马上也呼应，说应该注意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要求在党的会议上要正式地提出，要发文件。他们很多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国家的长远的发展来考虑。现在干部人事制度已经有很多发展了，比他们那个时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还是看到当时是在一个转折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时机，使国家没有出现人才的大的起伏。

　　白岩松：但是我们很多人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他始终在看《参考消息》，看国外的这样一些情况，一个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一个经济的主要领导人对世界经济的关注程度据您的观察，是否一直是很持续的，很大的？

　　陈 元：他可以说，一天里头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关注世界上和国内发生的主要事情，所以一个是《参考消息》，一个是听国内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报纸摘要。

　　陈 元：新闻联播节目和看报纸，主要报纸。他要知道国内外都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国外的一些重大的事情，不仅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他特别关注，农业、工业、包括科技的进步，金融的变动，货币、黄金、贸易这些一直是用每天主要的时间是了解这些事情，他还很关注各国的政治变化，政局变化，我记得很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东西德之间双方都实行的叫边缘政策，我当时不懂什么叫边缘政策，他说边缘政策就是处在战争边缘，这边起飞一架飞机，那边起飞一架飞机，美国和苏联当时处在冷战的状况，这就是一点一滴地他教给我，叫我怎么认识这个世界。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维

　　白岩松：很长的时间陈云同志要面对计划经济时代，但他很早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是因为他意识到计划经济必须要转？

　　陈 元：我父亲看问题他有一种历史观，他往往从各个国家和不同阶段对比当中去看这个事情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所以关于计划和市场，现在看1956年他就在八大上提出来了国家市场跟自由市场，国家计划跟自由市场的关系，提出来，就需要有市场做补充。他并不是很相信一种特别的模式，比如说苏联的模式，完全是计划经济，他多年来自己有时候轻松下来的时候，经常津津乐道的就说，说我没有学苏联那一套，说苏联派来的专家在中国很多部门都是在那儿当好像是代替人家发号施令的角色，但是他说在财贸部门和财政金融部门，他说苏联专家就是来听会记笔记，回去把我们怎么做的，回去报告，说我们做的这一套跟他完全都不一样，他很自豪。

　　白岩松：我在看有关的材料的时候，说陈云同志总说关于水烟袋的问题，

　　陈伟兰：他说的是北长街那个小铺。有一个文具店，可能就五六平米，但是他去访问过那个小铺，像老百姓的副食店，什么杂货铺他都去看。那个老板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坐那儿看看老板怎么做，他说有一个人总是坐在后头拿着个水烟袋在抽，而且戴的是个瓜皮帽，他说这个人是在小店决定战略，他决定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他说我们需要有这种瓜皮帽、水烟袋的人，就是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岩松：如果要是时代允许，政治环境一切都成熟，陈云同志的经济思维会不会更早把中国经济引向市场经济？

　　陈 元：实际上1956年的公私合营当中，他就提出来，一方面又要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希望更多保留各方面的积极性，让经济能自己运转。到1960年国家农业非常困难的时候，1962年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来可以用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改变农村政策，在当时是被称为反动，称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但他是非常从实际出发的，他觉得农民要有积极性，国家的农业、老百姓就能够吃上饭，他把这个事情看得比天大，觉得这比什么事情都重要。所以他是从多年的地下党，战争年代，然后和平建设时期，这么走过来的，他深知群众的拥护，群众的温暖、群众的支持对于事业，对于国家，对于党的重要性，他非常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