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队学员先是进行了3天的地面实习，然后于4月4日上午，在迪化城外博格达山下的欧亚机场，由飞行教官带着，每人完成了20分钟的感觉飞行，最后全体乘车返回了宿舍。一进门，大家便开始相互交流起各自的空中感受来。学员汪德祥瞪着迷惘的大眼睛说：“我原以为飞机这么大的铁家伙，开起来一定很费力气。教官让我在空中拉一拉驾驶杆，我的手刚使一点劲，飞机的头一下子直翘起来。要不是教官喊我快松手，飞机不知翻哪儿去了。原来，开飞机要像绣花那样轻手轻脚的。唉！可惜了我这双粗胳膊，在飞机上没地方使劲！”惹得大家一阵开怀大笑。
    
    两次感觉飞行之后，即开始由教官带飞起落航线，也就是教官从飞机加油门滑跑起飞，一直到着陆后保持直线方向，反复做示范动作，然后逐渐让学员自己操纵。
    
    Y—2型飞机速度小，纵向安定性差，加之我党25名学员在沙场鏖战多年，因而操纵飞机时往往出现习惯性的粗猛动作，不合规范。有一次，吕黎平在着陆时因目测高，拉平早，动作过猛，结果使飞机尚有一米高度就失速坠地，右翼尖差点擦在草地上，受到教官的严厉训斥。类似的险情，其他同志也时有发生，而且持续了近10个飞行日。好发脾气的苏联教官开始骂人，以致在盛世才的教官中有的人甚至还说起了“粗手粗脚的大兵，还想学航空”之类的风凉话。
    
    面对考验，大家变压力为动力，废寝忘食，勤学苦练，至当年10月，以平均每人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顺利地完成了Y－2型初教机所有课目的单飞训练，开始转飞P－5型侦察、轰炸机。经过教官带飞30多个起落后，大家又都陆续放了单飞。
    
    初冬时节，当邓发闻知盛世才有利用空闲的初级教练机再办一期飞行班的设想时，即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以前曾在苏联学习航空、当年秋季回国途经迪化暂被阻滞于此的中共党员常乾坤、王弼留下来，拟送新疆航空队任教，同时又将当年8月从延安来迪化的郑德、吴元仁、周元青、叶远之、李春华、任平、林征等组织起来，准备进航空队第四期飞行班学习。但盛世才忽然又改变了主意，邓发再三请求，他始终拒不同意。而当邓发建议让延安来的这些同志插入第三期飞行班学习时，盛世才又以飞机少、学员多为由，一口回绝。
    
    邓发遂于1939年春经电请党中央同意后，将延安来的这些同志组织起来，在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驻地，办起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常乾坤、王弼的教授辅导下，自学航空理论知识。1940年，随着盛世才对我党态度的逐渐冷淡，“航空训练班"的同志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事已不再可能，他们便分乘两辆汽车东返延安。实力代表一切
    
    1939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吕黎平和严振刚按照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的通知，来到“新兵营”位于迪化城外的一个野营地。在一顶白色帐篷前，他们异常惊喜地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亲切地对吕、严二人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
    
    在认真听取了吕黎平、严振刚的汇报，得知新疆航空队的我党学员个个学习成绩优良，已能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周恩来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9月，第二期机械班的18名学员都以优异的成绩按期毕业，在分别获得中尉、少尉军衔后，被分配到新疆航空队机务中队担任机械员。经过一番实践锻炼后，他们很快就能单独负责维护飞机了，成为航空队机械工作的骨干力量。
    
    1940年夏，盛世才以镇压地方的所谓叛乱为借口，把第三中队的几架好飞机都调往外地，我党学员的飞行训练被迫停止，只能整日埋头学习航空理论。夏去秋来，大家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焦急。每逢星期日，他们见到陈潭秋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复飞消息吗？我们坐不住了！”
    
    “还没有商量通，再等一等。”
    
    在盛世才与我党逐渐疏远的情况下，加之通过报纸等媒体，学员们不断得到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疯狂轰炸我大后方的消息，于是纷纷找航空队党支部，强烈要求回延安上前线杀敌。此事被反映到陈潭秋那里后，他即发电报向党中央作了反映。但好久不见回音，航空队党支部的委员们又代表全体党员写了一封长长的请战书，通过陈潭秋转报党中央。又一个多月后，中央终于回了8个字的电文：“严守纪律，安心学习。”这一指示被传达开后，航空队的我党学员们只得安下心来，自学航空理论及其他文化知识。直至1941年初，在得到了苏联8架伊—15、伊—16战斗机以及其它一些军事装备的援助后，盛世才才对我党的态度有所好转。通过陈潭秋的积极交涉和苏联顾问的大力协助，第三中队重新恢复了飞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