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对8省89名农发行临时工调查显示，算上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的各项社保（通常没有公积金），他们当前从劳务派遣公司或物业公司拿到的实际收入，大多在1000元左右，仅有少数人能够达到1500元以上水平。从进入农发行起，他们几乎从未领过加班费或奖金，而部分临时工至今都没有社保。

　　作为历史包袱沉重的政策性，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下称“农发行”）积极转型，通过大量涉足商业性业务，终于“苦尽甘来”。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农发行总资产、贷款余额均突破2万亿元大关，不良贷款率降至1.33%，去年实现经营利润380亿元。

　　然而，十多年来，一群农发行人始终被扣着“临时工”的帽子，拿着微薄的薪水，没有正式身份，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甚至没有社保。其实，他们的辛勤付出并不比正式工要少，许多人迄今仍是所在分支机构的一线骨干。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风华正茂的临时工们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他们见证过农发行最艰难的创业时期，奉献了青春，并熬到了农发行蜕变的今天，但他们自己的人生，仍然处于边缘地带。

　　遗憾的是，2008年正式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未能改变农发行临时工的命运。如今，《劳动合同法》进入修订程序，约束劳务派遣成为重点，他们的命运能够因此获得转机吗？

　　严红的故事

　　那是在1999年初，21岁的严红高中毕业不久，进入农发行中部地区某支行担任文印员，一个月工资300元。在那个劳工用工法规尚不健全的年代，起初严红并不知道自己是临时工。

　　“即使后来知道是临时的，心情却是愉悦的，全行9个临时工，工作和生活都很充实。”严红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描述道，建行之初的工作很繁重，记忆里经常加班。“这反倒让人欣慰，我是不可或缺的人，是在为社会为单位做贡献。”

　　现实是残酷的。尽管屡屡被评为支行先进工作者，严红渐渐意识到临时工与正式工的不同，三四年过去了月薪还是300元，加班费、取暖费、降温费、值班费等名目繁多的福利却享受不到，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险也没有。

　　“工作没少干，干得也不错，年年的先进不都是自己吗。看着身边正式工一张张自豪的脸，心里却有一股悲凉。但干了这么多年，心里确实不舍。”严红说。

　　2004年5月，严红看见了一丝曙光，她被转进“计划内临时工”序列，开始有了医疗险和，包括保险在内的月薪涨到580元。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离正式工的距离是那么近，尽管收入差距越来越远。“计划内的，顾名思义就是后备力量，好好干吧，终有一天农发行会承认我的。”

　　然而，严红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2005年初，根据上级指示，严红所在支行8名临时工需要清退4名，人心惶惶过后，她“幸运”地留了下来。严红没有想到，这仅仅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2006年夏天，严红被告知必须与农发行解除临时工协议，将劳动关系转移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严红欲哭无泪，“那时我已经二十八九岁的年龄了，其余3个临时工都签了派遣合同，我只能当那个第4个。”

　　从此，严红以劳务派遣工人的身份，继续在农发行工作下去，每月收入不到千元，依然没有加班工资，没有奖金。严红与劳务派遣公司的合同原本是一年一签，但这两年甚至连劳务派遣合同都没能续签了，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临时工，“做了13年啊，可能马上要被推给物业公司。”

　　这些年来，严红在支行办公室、会纳部的多个业务岗位上工作过，目前从事文印岗位和办公室电子公文的处理以及档案整理。除此之外，她通过自学取得了初级经济师职称，还考取了会计证和本科文凭。

　　今年1月，严红又一次被支行评为2011年度先进工作者。“这又怎样呢？努力了这么多年，期望了那么多年，我的身份仍旧是一名临时工。”她表示，“据说临时工这个提法早就不存在了，但我真是一名临时工，每一个人都这样称呼我。”

　　7月31日，本报记者致电农发行该分行，其办公室人士表示：“对于这种工作十多年未能转正的临时工，以及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我分行的确是存在，目前还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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